 「失蹤兒童協尋委員會」召開第二次會議，不少家長在會場散發失蹤愛兒的資料，希望早日找回自己的骨肉。兒童失蹤使得父母內心受盡煎熬之苦。圖╱徐宗懋圖文館提供 在「失蹤兒童協尋會」會議中，一位母親拿著失蹤女兒的相片，忍不住哭出來。圖╱徐宗懋圖文館提供 失蹤兒童的父母參加立法院公聽會時，仍難掩內心的痛楚悲戚。圖╱徐宗懋圖文館提供 資訊會與兒童福利聯盟合作，在SEEDNET電腦網路 上，發起「全民情報網，帶引他回家」活動，將台 灣失蹤兒童資料傳送到全台灣以及國際上。 民國50年代，台灣街頭常出現兒童四處跑的情況， 當時每家都有四、五個孩子，較少治安問題，兒童走 失的情況相對較不嚴重。民國81年（1992），台灣共有83個兒童失蹤，達到歷史高峰，父母哀嚎求助之聲引起媒體廣泛報導，引來社會全體的關懷與同情。各界紛紛動員協尋失蹤兒童，並催生健全的兒童福利觀念與法律。
民國70年（1981），台灣曾破獲「褚麗卿國際販嬰集團」，販嬰者偷竊和擄拐嬰兒、幼童，夥同不法醫護人員偽造證明，將孩子賣給國外收養者。該集團已作案兩年餘，賣出國外的嬰兒和幼童達60餘人。當時不僅轟動台灣內外，也在為人父母之間造成一片驚恐，深怕自己的孩子也成為不知名犯罪集團下手的對象。
時隔10年之久，幼童失蹤事件又再度形成社會關注的焦點。這回各界積極配合，共同參與尋找工作。民間設立「兒童福利聯盟」，警政署設立「護幼專案」，《中國時報》、《聯合報》等大報都以大篇幅報導失蹤兒童個案，麥當勞、7-11、三商百貨、味全公司等，紛紛以海報或廣告的方式提供失蹤兒童的資料。
警政署統計資料顯示，從民國76年至民國81年的失蹤兒童個案，排除戶口遷移等正常因素，共有155人，失蹤年齡以二至五歲最多，失蹤月分多在7、8月之間，失蹤地點以自家門口最多，其次還有百貨公司、市場等地，這一部分的失蹤者尋獲率最低。
醫界認為，由於現代社會不孕夫婦日增、領養兒童需求大增，一些夫婦不惜任何代價領養孩子，如此便提供不肖分子擄拐幼童的誘因。由於作案多半是分散的、即興式的，加上花錢買幼兒的夫婦基於私心，不問幼兒來歷，有時即使知道幼兒為失蹤兒，也不願主動交還，所以幼兒在轉手之間到了養父母的懷抱，徒留傷心欲絕的親生父母面對傷痛。
家裡一旦有孩子走失，會立刻落得愁雲慘霧，所有的擔心與恐懼無時無刻地盤據在父母的心頭，尤其駭人聽聞的傳說四處傳播，惡意者打電話來謊報以藉機勒索。孩子一天沒回來，父母就要受一天的煎熬，其內疚、焦慮與痛苦的程度，他人實難以體會。
儘管如此，民國81年在各界協尋失蹤兒的高峰中，出現幾個圓滿的案例。例如，民國78年（1989）9月，剛搬進台北內湖租屋的王家，三歲半的兒子王立中在屋前玩，由媽媽看著，只因她暫時入內接電話，再出來時已看不見立中，此後生活像一場噩夢。
透過媒體報導，終於在民國81年10月24日時，在高雄樂育育幼中心找到已經上小學一年級的王立中。原來王立中走失的第二天，在高雄火車站被拾獲交女警處理，警員照顧了三天，透過媒體招領均無結果而送到樂育育幼中心。
此外，還有一些失蹤的小孩透過協尋努力，得以與家人團聚。即使如此，大多數仍以悲劇落幕。
失蹤事件接二連三發生，對家長們產生極大的衝擊。小學生上學、放學，接送的家長激增，許多人承認看多了失蹤兒的案例，如同患了「失兒恐懼症」。許多小孩也被訓練如何與家長保持聯繫，或者遇到什麼人、什麼狀況時，應該如何處理。
在協尋失蹤兒部分，警方透過全面的戶口清查，包括：（一）遲報和補報戶口者。（二）戶口名簿上登錄的年齡與孩子實際年齡不符者。（三）育幼院和其他慈善機構收容部分。至於立法方面，朝未來領養小孩必須經社政單位和法院的訪視和裁決，並對被領養的孩子作後續追蹤工作。簡言之，即對領養資格和程序作更仔細嚴格的檢視。
失蹤兒問題牽涉多方面，兒童福利聯盟協尋成功的例子最多的是離家出走的小孩，其次是自然狀況下走失的，難以尋回的多半原因不明，這一部分即被視為可能遭擄走、販賣。由於犯罪線索太少，孩子們沒有能力自述，以及養父母本身常是有意識的共犯，很難偵破。
無論如何，失蹤兒童事件是社會的傷痛，尤其父母的呼喚聲「你有沒有看見我的小孩？」總是令聞者同感悲憐。
（徐宗懋原著，梁迦翔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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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表於 2022-4-27 22:03:34